眼前最大的问题是经费。我们不能告诉家里去越南，父母肯定反对，只能偷偷走。可早已停止串联，10个人的路费怎么解决？当我跟人提起这问题时，一外班同学说：“你老娘稿费有的是，想法弄点吗！”
母亲的《青春之歌》闻名全国，已受到了批判。听说天安门广场上贴有大标语：“彻底批判大毒草《青春之歌》！”非常显眼。我对这种批判，持很复杂心理。比较起《平原烈火》、《烈火金刚》等小说来，我不喜欢母亲这本不打仗的书。可为此打倒母亲也甚觉惶惑，难以接受。
我决心牺牲自己的家，抢他一笔钱上前线。只能这样做了，没别的法子。不孝就不孝，怎么说都行。为了抗美援越，为了上战场，豁出去当强盗，当忘恩负义之徒，当踩着父母向上爬的坏蛋！
于是制定了四·二六行动计划，打砸抢自己的家。
4月25日这天，我仍睡在游泳池。晚上热血烧得全身滚烫，彻夜难眠。明天就要执行四·二六行动了，从此就要去遥远的异国征战，这将是我一生的转折点。有人会说我这是用牺牲父母来成全自己的英雄梦。利用文化革命来投机上战场，过打仗的瘾。
骂什么都认了。我不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，在一个不正常的家里，我的行动自然不可能正常。
1967年4月26日，星期三。
清晨，北京刮着扑朔迷离的大风，电线杆子被吹得呜呜作响。
特邀小胡子参加四·二六行动。他同意在北京当我们的后方留守代表。
上午9点半，铁血团全体成员聚集在护国寺的一条小胡同处。
现在，就要开始铁血团的第一个战斗行动。
我首先敲门进家，遇见姑姑。文革以来，父母辞退阿姨，由姑姑帮助做饭，干阿姨的工作。我问姑姑：“家里都有谁？”
“你妈妈上单位学习去了，就你爸爸和两个姐姐在。”
我点点头，对姑姑说：“好，我先出去一下，一会儿再来。”
姑姑眨巴眨巴眼睛，脸上露出困惑。
走到胡同口，与小胡子、王佑商量怎么对付。与父亲面对面的冲突，太尴尬，还是回避一下好。怎么来个调虎离山计呢？灵机一动，想出一计：以机关名义，通知他去开会。
我请小胡子在附近公用电话处给父亲打个电话。自称是北师大革委会筹备组，让父亲马上到主楼会议室开会。小胡子说话慢条斯理，显得很成熟，像个大人。几分钟后，我看见父亲低着头，推着自行车，走出大门。
调虎离山计完全成功。下一步是率领铁血团冲进家门口，占领母亲的卧室，砸开大柜，拿走现款。
为避免抢钱的恶名，我让两个女生，准备了油墨和笔，请她们刷标语。加强本行动政治份量，抢钱的名声太不好听。
分工如下：
王佑负责剪电话线，破坏联系，机动指挥；
赵国章负责把姑姑看守在吃饭屋；
周冰洋把守大门，不许任何人进出这个院子。
我、小胡子、刘金生，陕狗子、徐学军是主力，冲进了北屋。大姐停下了手中的活儿，坐在缝纫机旁，愕然地望着我。这大姐是父亲前妻女儿，丰腴漂亮，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，深受父亲宠爱。
上次见面，我还和大姐说话聊天，只隔两个星期，就翻脸不认，视若仇敌。
“你到里屋去。”
她莫名其妙：“干什么？”
“少罗嗦。走！”陕狗子推了她一把。
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她的脸涨红了。
“不许嚷。”我厉声喝道。
“好，小波，等爸爸回来再说。”姐姐怒气冲冲走到里屋。
我不愿在姐姐的目光注视下，抢家里钱，再热血沸腾，也残留着这点虚荣。深吸一口气，走到大柜前，用斧头抡圆了一劈，只一下就把大衣柜放钱的那块地方，砸个窟窿。从个画有一丛芦苇的精致木盒子里，找到了厚厚一打钱，又搜出了3个存折及100多斤全国通用粮票。
记得家里有个135相机，找半天也没找着。但看见了一很高级的牡丹牌半导体，顺手牵羊塞进自己书包，这玩艺儿当时值150多块钱。
王佑把电话线剪断。陕狗子笑哈哈地拿着电话机，走出门，一甩手扔上房顶。陕狗子喜欢抄家，他一副娃娃脸，什么也不在乎，干这活儿还挺老道。
刘和平与王球在地上、墙上、写字台上、玻璃上刷了一条又一条的大标语：
“彻底批判大毒草《青春之歌》！”
“杨沫必须低头认罪！”
“英雄的红卫兵万岁！”
“打倒杨沫！”
激动，狂热得要命，仿佛这么抄还抄得不过瘾，我又把厕所里的雪花膏、香水瓶狠狠地扔向院子中的一座小石头山，给砸得稀巴烂。母亲老爱抹这些资产阶级奢侈品。难怪革命群众批判她进城后，贪图享乐，变修了。
目的全部达到，该撤离了。但如何对付这两个姐姐？我们一走，她俩肯定要报告。把她们反锁在屋里？她们会跳窗户。来不及多想了。突然《烈火金刚》中何大拿被绑在玉米地的细节，掠进脑海，给了我灵感，决定仿效。这样起码能维持住一个多小时，而这段时间，我们可以到达火车站，从容上车。
说干就干，我和陕狗子，走进里屋。
大姐正坐在床头发呆，见我们来意不善，站了起来，冷冷地瞪大眼睛。我什么话也没说，一箭步扑过去，两手搂住大姐双腿，头向前顶，一家伙就把大姐撂倒在床上。“妈呀！”她尖叫一声。
陕狗子闪电一般把团袜子塞进她嘴里。“憋死了！憋……死了！”大姐拼命挣扎，想用手把袜子掏出来。但我膝盖顶着她小肚子，双手用力按住她胳膊。
陕狗子又把第二团袜子塞进她嘴里。
她终于喊不出声了。
我把大姐掀翻过身，反扭住她双臂，用晒衣服的绳子，开始绑她。大姐力气用尽，完全放弃反抗。双手绑好，又绑双脚。可她老故意撑着四肢，给自己留提前量，为保证安全，只好使劲勒，把她的提前量给勒回去。
没有捆人经验，累得满头大汗，总算绑结实了。
大姐趴在床上，两腮鼓鼓，脸涨得通红。但我们很注意地给她鼻子下部保持一个空间，让她能呼吸畅通，别给憋死。
之后，我俩又去南屋去捆小胖姐姐，这次更顺利。
“你别打我，别打我！”小姐姐恐怖地乞求。
“我不打。”心里无限感慨，在困难时期，曾对小胖姐姐非常敬佩，她不怕饿的精神折服了我。但后来，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厉害，老穿怪怪的衣服，有一大堆皮鞋，爱听资产阶级靡靡之音……令我重新与之疏远。
她不放心，一遍一遍地说：“别打我，别打我。”
我告诉她：“我不打。你放心。”
她乖乖地让我绑，配合得很好。脸色苍白，眼里充满恐惧。
陕狗子同样负责往她嘴里塞袜子，两只就给小姐姐的脸塞鼓了一大包。
姑姑没有绑，只把她反锁在吃饭的屋。这姑姑自小把我带大，六○年困难时期，宁肯自己挨饿也让我敞开肚皮吃饱饭，一两粮票都不管我要。
10点一刻，铁血团离开了现场。
我虽抢了家里的3个活期存折，但对储蓄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。以为去银行取钱，要看证件。在一个公共厕所里，把3个小本本撕成碎片，扔进茅坑。
到了厂桥无轨电车站，我与小胡子紧紧握手告别，他自己独自乘车返回学校。我俩约好，今后铁血团有事就和他联系。他北京没家，总住在学校。
大约11点多钟，我们一行10人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。拍了一张出征前的合影。相照得很糟糕，因那天刮风刮得天昏地暗，光圈没调好，相片灰不溜秋。
铁血团的装备非常简单，每人只带一个挎包，里面放着一身换洗衣服和洗漱用具。仅有的武器是一把三八式刺刀，一把斧头，一把西藏匕首。
接着，我们直奔北京火车站。
（摘自《中国作家》1998年第5期之《血与铁》，老鬼文。）
